(题图/王乃玲)

 

　　为加强环境保护，建设生态城市，深圳规定：“有环境违法行为，银行将停止贷款，”“违法排污，必须在媒体上公开忏悔。”据悉，今年推出的一些新规定对遏制企业违法排污起到了明显的效果。（《新快报》2007年10月31日报道）
　　
　　对致污企业，用经济手段制裁，效果明显，我相信。若说致污企业在媒体上公开忏悔后，从此痛改前非，自觉地遵守环保法规，不再违法排污，我怀疑。
　　
　　一些企业的排污行为，并非无意中不小心的偶然性排污。事实上，这些“忏悔企业”在排污之前，既知道排污对自然环境的危害，也知道法律明令禁止。明明知道排污违法，之所以还排了污，原因只有一个：排污所承担的成本，远远低于想方设法降低污染需要的成本。如果达到排污标准的费用低于随意排污的费用，试问有哪个企业肯于冒着法律制裁和道德谴责的危险而如此“蛮干”？对于一个目的明确的行为事件，忏悔对于事件的制造者来说，不能说没有意义，而是意义不大。何况，深圳市已经“公开忏悔”过的致污企业，他们的忏悔，从本质上是违背这些企业意志的——执行职能部门的强制性指令。如若不是被逼无奈，不得不到媒体忏悔（是广播、电视还是报纸，报道中没有提及），试问哪家违法排污的企业负责人，乐于拿着一张写好的忏悔文稿去宣读？
　　
　　违背个人意志的事情，效果如何，不言自明。对于企业而言，也不例外。深圳市的排污现象有所减少，如果是事实，则致污企业的公开忏悔也不该是真正的原因，而是政府部门采取变相制裁措施的功劳。不拿银行贷款卡污染大户的“脖子”，单凭逼着企业老总去忏悔，恐怕是治理不好环境的。否则，则我国的环保困局，早已找到了“根治”的捷径——所有产生污染源的企业，逐个到电视上忏悔一遍，企业的排污难题，不就迎刃而解了吗？所以，一项法规的作用，切莫平摊给两项法规。这样做，除了给其中一项无实质性作用法规的制定者以“面子”，别无他用。相反，还会降低道德的社会调节效力。
　　
　　致污企业的公开忏悔，对减少排污的作用不明显，源于我国没有忏悔的传统。中国的传统文化，自省的成分居多，忏悔的成分很少。忏悔，是一种宗教惯例。西方人的忏悔，是对上帝的忏悔，是发自对上帝的敬畏和虔诚的忏悔。正因为这个缘故，忏悔在那里才能得以产生明显的效果。我们这里则不同。忏悔成了一种纯粹的仪式，模仿性的仪式。这种仪式，对那里道德自觉者有作用，对于道德的不自觉者，便是人们常说的作秀。不信的话，可以对深圳已经在媒体上“公开忏悔”过的企业老板，来个测谎试验，看看他们的内心，对忏悔的表白是否真的认同，自己的企业是否自从自己忏悔过之后，再也没有违反过环保法规。
　　
　　卢梭的《忏悔录》，还有蒙田的随笔，我喜欢，因为它们给我带来的是心灵的震撼和洗礼。深圳某些排污企业主的“公开忏悔”，更多是一种例行公事的检讨和宣誓，这样的忏悔是一种伪忏悔。它有没有受众，已经很成问号；再说能起到明显的减污功效，更是一种自欺欺人。这样的欺人报道，还是绝迹为好。